一向单枪匹马闯世界的菇农马红伦从未像现在这样喜欢与乡里乡亲团结起来谋发展。
老马今年50岁。他所在的浙江省平湖市联盟村紧邻上海，有着20多年的种菇历史。九十年代初，蘑菇热销的信息使多年跑海运的老马“跳上岸、种蘑菇”，收成由供销社全部收购，销往上海国营外贸出口企业作蘑菇罐头原料，当年就成了万元户。
九十年代中后期，基层供销社基本退出除粮食、棉花和农资等少数商品的统购统销，加之东南亚经济萧条严重影响了蘑菇出口，从没为卖蘑菇操心过的老马经历了最艰难的日子：他曾肩挑上百斤的蘑菇跑遍周边小市场，也曾绝望地在市场上把亲手栽种的鲜蘑倒进垃圾堆。
由于意识不同和信息不畅，当时在老马看来，不要说国际市场遥不可及，就是打入十几里外的上海市场也是“登天”那么难。
听说上海批发市场蘑菇有销路后，老马壮起胆子，和周边五六个村的20来户菇农一起向供销社里借了大车去碰碰运气，结果蘑菇被抢购一空。
尝到甜头的平湖菇农们逐渐将这种“联户分销”的形式保持下来，2003年，在此基础上，村里牵头组建了联盟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将原本不够稳定、凝聚力不是很强的“联户分销”组织化。
“农民有三难：明年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这是广大农村很流行的说法。
在老马看来，“团结起来”的菇农们使这些老大难问题变得容易了。
专业合作社每年分三阶段提供的全国各地蘑菇栽培、生产和市场信息，不仅使菇农们对老对手江苏、福建、上海等七大省份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让平湖菇农们得以依据这些信息打时间差，让自己的蘑菇卖个好价钱。
合作社除了定期组织无公害标准化技术培训外，在种植蘑菇的14道工序中，每个环节都要有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专家上门辅导。
老马如今不仅是村里合作社的社员，同时也是2002年成立的平湖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社员。
在种蘑菇之初，老马从没想过自己的蘑菇有一天还会和全市600多户菇农社员的蘑菇一起有了在江浙沪一带响当当的品牌――“新当湖”。以联合社名义、采用统一优良母种、经过简单的统一包装的品牌鲜蘑菇，平均每公斤单价比非品牌标准鲜蘑菇高出0.6元到1.2元。老马自豪地告诉记者，如今上海市场上流通的鲜蘑菇有一半是平湖产的。
“团结就是力量、合作就是力量”。联盟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社长谢志其说，这是如今社员里最流行的两句话。
近年来，像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这样的农民自愿组织起来、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浙江遍地开花，农民市场化组织程度迅速提高。
截至2004年底，浙江省近300万个农户，被3000多家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联结起来，成为闯荡市场的主力军。这类组织既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包括农民专业协会和农产品行业协会。
“农民可以成为生产主体，但千家万户单个农民难以成为市场主体。”平湖副市长潘川弟说。“农业生产分散、组织化程度低、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高，是农业综合效益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一根‘软肋’”。
“老马这拨人都经历了由供销社全部收购到农户自己闯市场的过程。”平湖市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刘平说。“为了取得在市场的‘话语权’和市场主体地位，千家万户的农民产生了自下而上的组织起来的强烈渴望。”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同于单纯依赖于政府指导的民间性组织，它是农民在市场中的代言人，同时又是农民在技术、资金、信息、购销、加工、储运等环节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载体，”平湖市农办主任陈引发说，“从而在根本上增强农民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和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老马的食用菌种植面积从九十年代初的两千平方尺扩大到如今的四万平方尺，成了村里的养菇大户。
“现在我种的蘑菇品质好坏已经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还要为所有使用‘新当湖’品牌的菇农负责，”老马说。
来源： 新华社
